完美电竞展望我国21世纪上半叶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可由五方面组成：继续发挥煤的重要作用；开源节流，保障石油与天然气供应；充分发展水电与核电；大规模发展非水能的可再生能源；大力支持未来新型能源的研究发展。上述五方面统筹发展，将使我国2050年能源供应有可靠的保证，并为建立未来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打好基础。
构建这样一个体系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沿着减小煤炭份额、大幅度增大可再生能源与核能份额的方向，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二是设立大规模非水能的可再生能源国家重大专项。三是设立以快中子堆和钍资源利用为核心的先进核能系统，建立核燃料循环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国家重大专项。此外，还可以采取其他重大措施。要继续将节能放在优先地位，推动清洁、节能和高增值制造业和服务业技术的产业化与规模化。要保障石油供应，构建适应新形势的我国能源技术研发体系，持续进行能源战略研究，并尽早建立全国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与机构完美电竞。要进一步争取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主动地位，用全面、确凿、详实、有力的数据来阐明问题的实质，维护国家发展的权益，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限制CO2的排放。
尽管我国能源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改革仍处在初级阶段，改革任务还很繁重，影响能源企业深化改革和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煤炭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电力部门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改革才刚刚开始；石油部门分拆后的区域垄断性还比较强；竞争框架正在搭建中，竞争主体、市场秩序、市场功能、定价机制等还未改革到位。
贯彻实施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必须推进能源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确保国家能源总体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下，让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其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我国能源部门的竞争力。不断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应对各种能源领域的挑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经济、清洁、可靠、安全的能源保障。推进能源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建立完善和有效的现代监管制度的前提下，减少政府行政干预，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能源产业。还要改革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放松经济性管制，加强社会性管制，将现行投资管理制度改革为经济性备案、社会性管制，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能源管理新体制。
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能源效率，而能源效率的提高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大力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并处于高能耗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缩短这一阶段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国工业行业中，冶金、化工、建材等高能耗工业，产值不足工业总产值的20%，但能源消耗却超过工业用能总量的60%。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初步分析，从2000—2005年，我国主要耗能工业部门的节能潜力在1.3亿吨标准煤左右，2005—2010年为1.05亿吨标准煤，2010—2020年为2.5亿吨标准煤，其中很大一部分节能潜力必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
世界能源工业的发展，已经经过了由薪柴到煤炭、再由煤炭向油气的两大转变。在目前能源紧缺状况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在加紧抢占新能源开发的制高点。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能源，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能源发展模式。
由于能源开采和使用的一些技术较为落后，导致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全国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仅为45%，远低于国际上80%～100%的先进水平；科技进步对我国煤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30%，而国外已达到70%～80%。目前我国主要煤炭技术装备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性能指标落后15年左右。在技术创新上，应当全面提高能源研发投入力度，适当提高能源研发投入在全国研发投入中的比例以及政府研发预算中能源研发的比重，并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促进国内外各类资源的紧密合作。
各个国家的能源发展模式不尽相同，我国必须根据我国能源实际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能源发展模式。就生物能源而言，我国沼气的生产及应用已基本形成规模，而燃料乙醇、生物制氢和生物柴油项目的开发进度相对落后。根据我国国情，能源开发和利用必须坚持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采收率和能源使用效率。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提高优质能源比重，这也是开发新能源的关键。
从1993年开始，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预计2010年石油供需缺口将达到1亿吨，2020年为2亿吨左右。对国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将由目前的20％上升到2010年的40％，至2020年达到50％左右。战略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能源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安全，而石油储备更是稳定供求关系、平抑油价、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手段，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措施。因此，采取综合措施保证战略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能源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为确保战略能源安全，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国外解决能源问题的有利经验，通过有效的宏观政策指导，建立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耗的机制，加快能源技术进步，加强能源管理，妥善解决能源供给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体而言，一是要将战略能源安全的认识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把能源发展战略纳入国家安全领域，给能源发展战略安全以高度重视。二是要尽快建立国家能源战略储备机制，完善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尤其是石油战略储备体系。三是要积极开展能源外交，为我国利用国外的能源创造良好的环境。四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新能源，为能源发展战略安全提供后续保障。
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应该“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油气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当然，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并不是煤炭所占比重越大越好，因为当煤炭年产量达到20亿吨的时候，就是一个极限。超过了这一极限，煤炭的开采难度会加大，成本将进一步提高。能源结构优化也并非是搞“油气化”，减少石油比重是结构优化，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加核能、风能、太阳能更是优化能源结构。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韩文科在出席中国电力工业中长期发展与改革研讨会时曾指出，长期来看，政策在能源供应上的左右摇摆致使结构调整没有清晰的方向。即当环境问题突出时，政策就偏向限制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倡清洁能源；当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上涨时，煤炭比重的增加又得到政策支持。我国能源规划应该重点解决目前大量存在的体制性矛盾。因此，只有解决体制问题以后，才能让能源结构的调整免受环境的影响，这就涉及到如何改革政府管理模式的问题。
由于能源领域的特殊性，政府垄断、越位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能源行业的有序发展。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指出，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在传统体制下，企业成为政府“生产车间”，市场各主体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利益纷争缺失了一条沟通、妥协、寻求利益平衡的通道，结果不仅政府效率低下，且易滋生腐败现象，这种现象在能源行业尤其明显。要改革政府管理模式，就必须把过去的“政府—企业”的二层结构转变为“政府—市场—企业”的三层结构，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政府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与政府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将有利于能源领域体制的良性运行，从而促进能源行业的有序发展，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外部保障。
总之，能源发展战略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而且能够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反之，如果没有能源发展战略或者能源发展战略不符合我国国情，则会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希望本文对我国能源发展战略探讨、研究能够为我国能源安全、经济的发展、小康目标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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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七大产业后的起步之年，从中央到地方，均已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其中，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新能源产业更是成为重中之重。目前，尽管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尚没有正式，但全国各地均抱以极大的热情，可以预料，新能源产业必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新能源产业的前景可谓是一片光明，但是面临的挑战也有很多。综合国内外的发展形势，我国政府和企业还需要妥善处理好若干战略问题，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产业化、资源利用与保护、国际化等几个方面，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到制高点，赢得主动权。
技术创新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新能源产业的产能和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但自主技术却不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市场发展需求，一些关键部件和核心工艺技术均依赖进口，例如风能的电机制造技术、多晶硅和单晶硅的提纯技术等，这显然潜伏着深层次的危机。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通过新能源技术与标准构筑新的产业技术壁垒，我国企业有可能被束缚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必须实现技术突围。
因此，我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当务之急是大力推进技术创新。首先，要通过科学论证，明确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关键技术，从而确定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紧跟当前世界新能源技术发展的潮流，对现有技术和设备进行改进，也要前瞻性地加大对下一代技术的研发投入，获取行业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其次，政府要大幅投入，进行研发支撑。由于新能源产业技术方向选择的难度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相对较高，一般企业都不敢贸然进行投入，在此情况下，政府必须扮演先行者的角色，拿出一定的财政资金进行前期培育，支持企业创新，进而推动社会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进入，形成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
第三，要加强新能源产业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知识产权的竞争。随着新能源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对相关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空前的挑战，因为如果不能对国内技术创新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就会打击他们创新的积极性；而且，如果任由一部分企业非法侵权，在国际竞争中容易遭遇国外跨国公司的国际知识产权诉讼，对国内的创新环境和舆论造成不良影响。
第四，要走在新能源技术的前列，就需要尽快形成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研发队伍，要特别注意培养和引进高端专业人才。即，一方面要在大学教育中，加强新能源相关的本科、硕士、博士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派遣留学生到发达国家进行交流；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从国外引进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创业和实现价值的优良平台。
最后，在实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先进，我国有必要通过合作与交流来逐步缩小彼此的差距，但鉴于对方不可能将核心技术进行转让，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技术锁定，抑制技术扩散。因此，我国发展新能源产业需要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自主创新。
产业化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基础。各类技术创新主体通过研发获取的技术绝不能束之高阁，而是必须能迅速的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目前，我国有些技术的起点不低，但产业化上出现困难，造成站在技术的领跑线上，却输在产业化的起点上的窘况。
从这个角度来讲，新能源产业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技术创新，还要在技术推广上大做文章，特别是要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要明确面临怎样的市场，应该采用怎样的交易方式，使用怎样的发展机制。只有在商业化方面取得成功，才意味着一个产业或企业真正取得了成功；否则，技术创新就是无用功。
首先，在推进技术产业化时，必须选择合适的技术，在这里，企业不一定是选择最先进的技术，而是要从客户最终的市场需求来着手，必须不断加强与潜在客户的交流和沟通。只有把最合适的技术放在最合适的地方，一个企业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而且，要关注产业链上的相关技术，例如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发电的技术解决了，还要考虑并网、配电，对电表、电网等进行系统改造，任何一项技术存在缺陷，都不能取得最大的整体效益。
其次，在推进技术产业化时，要寻找技术创新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点，需要有符合国情的商业模式作为支撑，推动相关利益方能够进行正常的商业交流和商业竞争，使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获益，包括材料供应商、生产商、电力公司、储能厂等能风险分摊，利益共享。只有商业模式的创新取得成功，才意味着一个产业或企业取得了成功。
第三，要正确处理新能源产业市场与传统能源产业市场以及碳交易市场之间的关系。显然，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将给传统能源产业带来一定的压力和挑战，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将会带来沉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国要根据当前的发展阶段，合理引导两类能源市场，并将其与碳交易市场之间形成良好的对接，从而有利于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
第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政府引导、支持的过程，政策扶持与财政补贴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市场化应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目前新能源的研发成本、使用成本普遍较高，政府需要对使用新能源企业及用户给予相应的财税补贴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防止权力寻租和套取补贴的行为，二是要防止与WTO规则相冲突而引发贸易冲突。
第五，要建立和完善产学研合作体系。企业在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方面具有优势，应该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体；高校在知识创新方面具有优势，既有利于知识创造，也有利于人才的培养；科研机构在应用研究方面有专长，要快速推动产业化，就要各自发挥优势，把各方具有的独特资源和优势引进有效组合的新的联合体，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分散风险和实现优势最大化。
最后，在实施新能源产业化战略的过程中，要注意给民营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合理地进行新能源产业的布局。从目前来看，我国民营企业的作用被忽略，受到了较多的不平等待遇，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由于民营企业具有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灵活的机制，能够在新能源产业中大显身手，在某些细分市场上快速形成竞争力。因此，政府需要为民营企业创造宽松政策环境，提高其战略地位，给予更多的支持。
资源利用和保护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战略资源的竞争日趋白热化，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长期以来，以美国、欧盟、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将实施全球资源战略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之下，我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不仅存在海外资源开发困难的僵局，而且面临着国内的战略资源大量流失的尴尬境地。
这种状况在传统能源资源领域比较普遍，在新能源产业领域也是如此。例如，作为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对天然铀的需求日益增加，但自身拥有的资源量却并不丰裕，容易受到国外制约，为产业发展敲响了警钟。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科学家在核研究上已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实现了核动力堆中燃烧后的核燃料的铀、钚材料回收，使得在现有核电规模下，探明的铀资源从大约只能使用50到70年，变成了足够用上3000年。
再如，新能源要得到大规模应用，就要突破并网瓶颈，大规模储能技术被认为是支撑新能源普及的战略性技术。长期以来，钒钛一直被看作钢铁的附庸品，其作为稀缺战略资源的价值远未得到体现，如果从作为储能产品原料的角度来考虑，其重要性将得到大幅度地提升。同样，锂是新能源汽车中锂离子电池的关键原料，如果不能将控制锂资源，也将影响这一产业的长远发展。
特别指出的是，稀土是新能源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长久以来，由于缺乏完整的产业政策体系并且实施力度不够，导致我国稀土资源大量流失。近年来，政府对稀土资源价值的重新审视，先后出台了禁止加工贸易、出口配额、提高出口关税、出口认证等一系列政策，稀土资源的保护力度正在加强，但却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反对，指责我国限制出口的措施对世界其他国家有“极大破坏性”，要求放宽对稀土产业的管制。
因此，要保证新能源产业的长远发展，我国就要加紧相关战略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首先，要推动新能源资源的资源化，而这归根到底取决于矿物新性质的认识和评价，取决于新资源勘查、采掘、加工技术的突破。基于此，我国需要逐步加强新能源资源的勘查、评价和开发利用技术准备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稀土开发一直存在过度开采的现象，必须得到遏制。
其次，要快速建立战略资源储备体系。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对战略资源的消耗快速增长，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受国际资源市场的影响不断加深，使得这一约束成为制约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和健全高效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
第三，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但是在稀土等方面还有一线希望，目前我国的稀土储量达3600万吨，占世界储量的36%，供应量占全世界95%以上，因此不能将定价权拱手相让，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打击非法开采，设法提振稀土价格。
最后，在实施资源利用和保护的过程中，我国要积极开发海外资源，打破发达国家对世界资源市场的可能垄断，在世界矿产资源的再分配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容易引起国际竞争，大量进口极易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为此，我国需要大胆出击，但要谨慎行事，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国际矛盾和争端。
国际化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的新能源产业除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国际竞争。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纷纷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力图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市场迅速扩大。
首先，要推动研发领域的国际合作。尽管前面强调了新能源技术的自主创新，但这并意味着闭门造车，自力更生，而是要以开放的思维，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此，我国要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研发产业的转移，要通过各类创新计划，特别是提高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地位，推动国内企业与国外知名的新能源研发机构共同研发，以快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其次，要推动新能源企业“走出去”。目前，我国的新能源企业在海外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如无锡尚德、华锐风电、中广核、比亚迪等企业不仅在国内赫赫有名，在国际上也颇具竞争力，不仅进行了跨国并购，产品也已经大量出口海外。以此为突破口，我国要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积极打造国际品牌，在部分领域消化相对过剩的产能。
第三，要积极建设海外中介服务机构。鉴于我国的企业在海外经营会遭遇各种困难，特别是新能源项目有各种风险，如项目施工、运行中的风险，技术方面的风险（即要达到当地相关技术标准）；除此之外，还面临各种各样的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文化风险等。企业自身无法面面俱到来规避风险，需要从国家的层面提供有效的帮助。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正式生效，此后，中国政府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积极推动新能源的发展。如果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共同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出现非常乐观的前景。
通过对河北省1980-2008年经济增长变量GDP和能源消费总量EC的原始统计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属于能源依赖型经济，这种经济环境下，能源消费的降低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所以，在制定能源发展策略时，要考虑到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目前，河北省能源消费构成，如下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得出河北省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河北省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传统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比重偏高，环境承载压力大。在全国范围内，煤炭在一次性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高达60%-70%，而河北省高达85%-95%。
另外，在相当长时间内，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一直是河北省主要消耗能源，对一些清洁低碳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沼气能开发利用重视不够。就河北省的资源而言，其新能源主要有太阳能、风能，让新能源产业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任重而道远。
河北省风能资源丰富区主要分布在张家口、承德坝上地区和沿海的沧州、唐山、秦皇岛地区，称为一线两地。以上地区地域十分开阔，距离北京较近，且处于相对坚强的华北电网腹地，上网条件便利，均具备建设大型风电场的条件。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利用丰富的风能资源大力发展风电产业，目前总装机容量达到75万千瓦，实现并网发电54万千瓦。张家口利用风能资源，打造“绿色能源基地”。
河北省具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年太阳辐射总量在5000兆焦耳/平方米以上，这远远高于除西部省份外的其他任何地区。其中，以河北保定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2006年，保定市依托新能源和能源设备制造业优势，全面启动了建设“保定――中国电谷”的战略，制定了发展规划和优惠政策，将以规划好的占地5400亩的文体、会展、行政和商务“四大中心”调整用于建设中国电谷，天威英利公司在美国纽交所主板成功上市，与国家开发银行、华北电力大学、中国兵装集团、国电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新能源基地。
SWOT模型分析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旧金山大学教授Weikich提出的一种能较为全面客观准确地分析研究对象现实情况的方法，S代表优势（Strength）、W代表劣势（Weakness）、O代表机会（Opportunity）、T代表威胁（Threat）。其中SW用来分析内部条件、OT用来分析外部环境。
优势：河北新能源产业发展占尽先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较大领先优势。其中，张家口坝上风能开发和保定太阳能开发跻身国内前茅。另外，河北具备区位优势，资源丰富，新能源发展势头良好。最后，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新能源产业体系，特别是保定形成了国内产业链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国家新能源产业基地。
劣势：新能源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产业规模、经济性和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产业体系和支撑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机会：开发利用新能源是大势所趋，是我国实现可视续发展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我省要借这股政策的东风，利用政策支持及优惠，成为开发利用新能源的排头兵。另外，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新能源的开发使用，这些都为新能源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完美电竞。
威胁：国外资本及技术的注入，国内企业夹缝中求生存。高端技术设备和国产设备的设计几乎被国外厂商垄断。这些设备价格昂贵，生产周期长，严重制约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使国内企业线新能源发展战略对策建议
通过全面的分析研究，发挥优势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从而选择有利的发展战略。本文提出以下新能源发展战略对策建议：
①立足于实际，河北省要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不仅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水能，还包括垃圾发电与潮汐发电。目前集中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而垃圾发电尚无统一的全省发展规划，潮汐发电尚无研究。
②做好新能源开发的基础服务工作，形成高效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推进新能源设备国产化，研发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的核心设备，这是国内企业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同时能够有效化解外来资本的威胁。
③建立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有效机制，要以项目为依托，以规模化带动市场化，以市场化促进产业化，引入竞争、招标、股份制、民营化等方式，以降低成本，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新能源的发展。
④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需要多部门的合力、协作，而不是单个政府、单个部门单方面出力的结果，要围绕整个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围绕将来可能的市场来制定并形成一个系统、合力、完善的配套政策，为新能源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发展新能源，即发展传统能源之外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地热能、氢能、海洋能等非常规能源，将成为河北省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多元化和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战略安排上，河北省应以近期优势为出发点，建立远期的优势基础，建设新能源发展的先行区和样板区，逐渐建立起整个国家的新能源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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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态势，能源供应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节能受到必要的重视，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解决能源短缺已不是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驱动力。一些能源供应部门反而出现了由于供应能力过剩而要开辟新的消费市场，以刺激能源消费的动机和做法，力图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为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必然要鼓励终端消费包括能源消费的扩张，鼓励新的消费以拉动需求，包括新的用能途径，其中建筑用能、交通用能的上升将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对能源部门的经济效益和相关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实际影响，大于节能的呼声。对长期的能源平衡和能源安全的关注难以和短期的、直接经济运行的利益取向有机地联系起来。
如果中国真正能够实现在本世纪中叶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将会面对重大的能源挑战。使中国的能源效率提到一个没有先例的高度，光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政策介入方面找到新的途径。
在现阶段，提高全民的资源忧患意识，在市场经济的自然作用之外，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仍然十分必要。除信息、标准、技术推广等措施之外，还要进一步考虑长期的能源价格政策。同时，推动环境保护，也是节能的重要驱动力。中国还要及早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的设计和引导实施。没有这些努力，就难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长期坚持节能优先必须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的一个重要基本点。
优化能源结构和充分合理利用我国的煤炭资源并不矛盾。在能源结构优化的过程中，煤炭必然将退出一些使用领域，但是煤在中国能源中的地位仍然将十分重要。目前我国煤炭的使用技术和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有很大的差距，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中，煤炭的利用，首先要解决相应的环境污染问题。
从世界能源系统的发展趋势看，未来煤炭的主要应用途径仍然是发电。在有天然气可以利用的地方，天然气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可以达到更高的发电效率，也有更好的环保性能。但是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燃煤电厂仍然可以做到清洁发电，效率的提高也还有较大余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煤的清洁利用首先要解决的是落实目前直接燃煤的大气污染问题。其中，燃煤电厂的脱硫问题应该首先予以解决。燃煤电厂脱硫技术是十分成熟技术，现在是干不干的问题。目前煤炭供应过程和转换过程中，有大量可以立即行动而且对煤炭的清洁利用有明显实效的事情可做。如煤炭的筛选和洗选，更加合理的煤质管理和配送，型煤的利用等等，都大有潜力。
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点，也是推动能源技术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当前在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要求已经成为决定能源结构，从而决定能源成本的重要因素。我国的环境保护将在今后逐步成为能源结构选择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能源结构的清洁化，对能效的提高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应该在能源发展的各个环节充分考虑环保的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庞大，使用期很长。能源系统一旦建成，改变起来不但成本很高，还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在能源建设中不但要考虑环境保护现在的要求，而且要充分预见今后的环境要求。
中国长期以来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是造成能源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的重。近年来终端能源需求的结构和总量变化，以及以中心城市为开端的环保要求，使优化一次能源结构成为能源发展的重要趋势。
当前和今后几十年内，石油和天然气仍将是世界范围的主要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的发展。天然气的利用不仅有很好的环境效果，建立在天然气基础上的能源技术，也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能源效率最高的技术。我国的天然气基础比较薄弱，在形成天然气基础设施网络的时期，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国家正在实施的西气东送工程意义重大，天然气基础管网一旦建成，将带动天然气开发的进程，可望使天然气的实际成本明显降低。在天然气的发展问题上，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协调。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过去的重点放在解决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能源供应上。近几年来，现代商品化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发展的重点。其中，太阳能热水器已形成规模市场，大型风力发电也有多种示范。但总的说来，商品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仍然十分有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地区扩大了对农村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农村地区从传统可再生能源向商品化石能源的转换步伐加大。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农村能源商品化的比例已经不小。但是目前的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还不能适应这个转换过程，或是技术不够成熟，或是成本太高，难以和传统的化石能源竞争。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考虑农村发展的要求。我国城市化的过程还要持续几十年。我们不可能要求农民长期使用落后的传统可再生能源，也不可能让农民一下子跳越到比商品化石能源还贵的现代可再生能源系统上去。我们必须在借鉴先进再生能源技术的同时，自主开发适合于国情的技术。这不仅对我国是十分有益的，而且可以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
中国的电力系统发展迅速，扩张势头还要保持许多年，为现代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创造了潜在的可观的市场。在推动现代可再生能源发电应用时，应充分考虑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环境效益，使其环境外部性能够反映到合理的电价体系中来。在不考虑环境成本条件下，可再生能源很难和传统化石能源相竞争。
对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优惠政策，要对各种政策的经济成本和效益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特别是应对支持政策条件下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成本下降的可能潜力和进度要有具体分析。这种分析必须结合我国的风电产业的发展实际。另一方面，对大水电等影响重大的可再生能源也应重点考虑，综合协调。这样，才有利于有效推动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发展。
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在传统能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类型能源,其各种形式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太阳、物质内部结构变化或地球内部深处所产生的能量,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地热能和海洋能以及由可再生能源衍生出来的生物燃料和氢所产生的能量。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能源因为消耗严重而面临枯竭危机。根据日本、欧盟等能源机构预计,全球化石能源的枯竭是不可避免的,其峰值将在2020-2030年出现,并在21世纪内开采殆尽。而全球经济长期依赖传统能源,不仅面临着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危机,而且也是地球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主因。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20世纪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大概上升了0.6℃,预计到2100年还将可能升高1.4℃～5.8℃,这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而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如图瓦卢等50年后将面临灭顶之灾。寻找新能源、兼顾能源和环境,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新能源也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四次能源革命”,是各国未来全球竞争的“王牌”。基于此,新能源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全面竞争,世界各国为在未来的低碳时代掌握话语权,提升自身竞争力,纷纷提出了新能源战略规划。
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将新能源战略作为危机重建和经济复兴的核心。其经济振兴计划中,有一半以上涉及到新能源产业,政策目标包括石油独立、开发清洁能源、控制碳排放、绿色就业机会、能源提效等。奥巴马政府计划未来10年投入1 500亿美元资助新能源研究,为相关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并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减少对石化能源的依赖;到2015年前,投入使用100万辆美国本土生产的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到2012年,保证美国人所用电能的10%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实施“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降低80%。
欧盟各国很早就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其相关产业化技术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英国在2003年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计划通过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达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达到低碳经济社会的目标。德国通过了温室气体减排新法案,使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从现在的14%增加到2020年的20%。法国环境部于2008年11月公布了一项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举措,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丹麦通过生态村普及风能,在其制订的最新能源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能源构成将是风能占50%,太阳能15%,生物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35%。其中,风能在2025年还将占到电力供应总量的75%,届时,丹麦将成为靠风“驱动”的国家。另外丹麦还利用沼气、生物发酵、海浪等发电。挪威的氢经济和风能、水下潮汐发电成效显著。冰岛的地热资源(2005年已占总能源的55%)和水力发电,芬兰的生物能源(目前可再生能源占25%),瑞典的沼气(发电、交通)和地热废热(供暖)利用都领先全球,瑞典甚至在2006年宣布15年内将摆脱石油依赖。
欧洲议会于2008年12月批准了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以保证欧盟到2020年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体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2009年1月,由德国、西班牙和丹麦发起的国际新能源组织(IRENA)在德国波恩成立,该机构正式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新代言人”,其宗旨是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扩大使用新能源。该组织将致力于推动全球性的能源结构转型,扩大新能源的使用量,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建立自己的新能源工业。2009年10月,欧盟委员会《战略性能源技术计划》,宣布未来10年将投730亿美元研发新能源。
据国际能源署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澳大利亚于2008年12月17日公布了可再生能源立法草案,要求到2020年该国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升至20%。日本通过实施“绿色新政”,计划将太阳能发电量增加20倍,新型环保汽车使用量增加40%。韩国将在2030年前投资1 030亿美元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把化石能源比例从目前的83%减少到61%,把可再生能源比例从目前的2.4%提高到11%。印度政府2008年12月26日通过新的能源安全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倡导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中东的阿联酋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MASDAR行动计划”,向新能源进军。
世界各国新能源战略的纷纷推出,顺应了时代需求,使新能源成为国际新趋势。作为高能耗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实施新能源战略已经别无选择。
面对新能源发展的国际潮流,中国也日益重视。2009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核能、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清洁能源。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还先后制定了支持新能源的各种法规和政策,新能源产业在中国已初具规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1.41万亿元,占当年GDP的4.7%。其中,节能产业2 700亿元,资源循环利用产业6 600亿元,环保产业4 800亿元,就业人数达2 500多万人,其中再生资源产业的就业人数达1 800万人。同时,中国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节能减排行动,规定到2010年,万元GDP能耗比2005年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并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还作出了40%～45%的减排承诺。目前中国水力、核电、风能、太阳能完美电竞、生物能产业均实现了高速增长,如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连续3年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4位;太阳能发电总量居世界第1位,太阳能光伏产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
尽管中国的新能源已经形成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必须保持清醒的是,在新能源发展上,中国还存在诸多问题。
新能源从客观上讲,是市场需求的结果,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由于新能源产业涉及到高新技术等瓶颈,在规模化和应用性方面尚不明显。对这类新兴产业,有必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对其进行规划引导,保证健康发展。而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看,由于缺乏整体规划,众多企业一哄而上,形成了产能过剩危机和资源浪费现象。以光伏产业的材料多晶硅为例,国务院和发改委的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多晶硅产能2万吨,产量4 000吨,在建产能约8万吨,产能已经明显过剩。2008年太阳能电池产量为2 300兆瓦,而中国光电市场发展缓慢,国内安装仅为50兆瓦,国内太阳能电池98%用于出口,而多晶硅又属于高污染高能耗产品,这相当于大量输出国内紧缺的能源。
再以风能为例,中国风电设备行业因为“一哄而上”,近几年已经兴办了70多家厂商,而之前全球的风电设备制造商只有10多家。中国风电装机的需求约为1 000万千瓦,而70多家装备制造商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3 500万千瓦。不仅如此,根据国家电监会公布的《我国风电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全国风电场普遍经营困难,基于多种原因,近1/3的风电机组处于闲置状态。究其本质原因,是缺乏科学规划而导致的大规模低水平重复建设。
新能源离不开高新技术的支撑,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尽管中国科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1.23%迅速攀升到2007年的1.49%,但仍然难以掩盖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现实。对于科技创新水平相对不高的中国来说,新能源发展所需的技术创新是个极大的瓶颈。由于新能源的国家支持政策还不够,技术、设备和资金都相当缺乏,国家科技资金往往倾向于支持大型的标杆企业,忽视或照顾不到中小企业,国内不少企业都要依靠境外风险投资运作。以光伏产业为例,因为缺乏技术和资金,目前的产能过剩实际上存在于低端领域内,而多晶硅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国外几家大的企业手中,中国很多加工制造项目并未掌握关键的单晶硅与多晶硅提纯技术。所以在整个光伏产业链中,国内企业扮演的又依然仅仅是一个赚取“加工费”的角色,摆脱不了中国制造业的普遍角色。
在风能领域,中国风电制造方面真正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也不多。国内90%的风电设备企业都是买图纸然后组装,甚至几家企业买的都是同一张图纸。中国风电制造的大部分零部件都要依赖进口,海关数据显示,仅2009年上半年风电设备进口金额就近1亿美元,进口的主要就是关键零部件。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依然是个尴尬的“加工者”。另外,技术不足还导致了风能发电的高成本。
作为新能源,采用的新技术要求有相应的应用配套设施,且其在规模化生产之前的成本也较高。在新能源发电方面,长期以来煤电为主的局面形成了固有的电网格局,电力规划、线路输送跟不上,这导致风能、太阳能发电在基础设施方面先天不足。在成本上,煤的发电成本只有每度0.2元~0.3元,风能发电成本每度为0.6元左右,而太阳能发电成本高达2元以上,高成本让风能和太阳能价格高企,在联网结算方面遇到难题。尽管国家有相应的风能发电补贴,但仍难有市场竞争优势,实际应用困难。再如电动汽车,由于缺乏必要的充电站设施,其应用受到极大局限,无法推广。中国98%的太阳能电池都出口也是因为应用障碍限制了国内市场的缘故。
除设施、成本和价格之外,能源结构利益也是新能源的应用障碍之一,央企电网出于绩效考核考虑对新能源发电入网事实上是排斥的。事实说明,中国在新能源产业方面面临着基础设施和基础公共服务能力严重缺失的问题。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要突破体制障碍和能源结构利益障碍,为新能源的实际应用扫清道路。
1. 产业链不均衡。新能源产业从上游技术设备、生产环节到应用输出,应该形成合理的整条产业链。在太阳能方面,基础设施和成本导致的应用障碍弱化了输出环节,太阳能电池主要靠出口,是以能耗和污染为代价的,与发展新能源的宗旨相悖,包括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清洁能源其实并未真正纳入整个电力产业链中。
2. 投资不均衡。从新能源的整体情况看,中国把大量资金投入到风能和太阳能领域,轻视生物质能源,核电的比例偏低,而地热、潮汐、沼气等能源领域更少。这显示了新能源发展的战略意识存在局限性。
3. 城乡不均。城乡失衡在新能源发展上也非常明显,新能源在农村地区应用较少。而从中国实际情况看,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新能源的需求,尤其是在边远地区,由于常规设施缺乏,太阳能、地热、风能和生物质能的开发更具现实意义。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背景下,因地制宜地应用新能源,能更好地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此外,诸如太阳能开发中的污染转移风险,也是新能源发展中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问题,要警惕西方国家以技术为手段进行污染和能耗风险的转移。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新能源发展是中国的根本战略。中国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
尽管发改委、工信部等也出台过一些有关新能源的规划,如风能产业长期规划等,但缺乏新能源整体战略规划,这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极为不利。出台一个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对行业进行引导和规范,十分紧迫。新能源战略规划应该对新能源行业的战略性重点和近期重点、长期和中短期目标进行科学预测和规划,在市场准入条件、行业技术标准、融资渠道、投资领域、行业管理规范、行业发展导向、新能源结构等方面进行详细规范,避免各地无序发展,防止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据新华社的《中国新能源开发现状调查》报告统计,目前国内已经有18个省份提出了打造新能源基地,或者把新能源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另外,有近百个城市把太阳能、风能作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如果不进行及时的规划引导,“一窝蜂”地发展不仅浪费资源,对整个产业的有序发展也将带来不良影响。
技术创新是一个国际化的议题。以芬兰为例,这个当今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占GDP的3.5%,在全世界排第3位。但30年前的芬兰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是不断创新造就了今日的芬兰。对新能源发展而言,技术创新也是关键。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成本降低终究要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中国目前的技术创新整体水平较低,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尤其明显。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关键部件和核心工艺技术严重依赖进口,新能源产业链的高端环节非常薄弱,形成又一个低附加值陷阱。实用性的提高直接取决于相关技术,如智能电网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新能源发电并网问题,而且每年可减少能源损耗5%~10%左右。以2008年35 000亿度的用电总量计算,中国每年可节省2 000亿元。对于投资巨大、外部性明显的新能源技术研发,必须以国家投入为主、社会资本参与的方式,建立公共研发平台和检测平台,成立工程技术中心,在技术研发、风险投入、上市融资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形成集研发应用于一体的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另外,还可以借鉴国外做法,利用新能源产业基金投资新能源技术研发。
实际应用是新能源发展中的瓶颈,通过新技术提升应用性是主要途径,因此,还需要在制约新能源实用的诸多方面扫清障碍。一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如电网布局、智能电网改造,新能源汽车赖以运行的充电站建设等,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为新能源的应用提供基本条件。二是完善补贴机制。新能源虽然清洁,但其技术实现成本较高,所以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国际上普遍采用价格补贴的方法鼓励供给和消费。中国目前也有价格补贴机制,但仅针对风能发电。因此,需要在补贴领域和补贴方法上进行扩展,如财税支持等,以完善新能源的补贴机制。三是调整能源利益结构。如大型电网公司出于企业利益而对新能源发电“明热暗冷”,实质是能源利益结构所致。国家应该通过补贴或绩效考核等途径,对现有能源利益结构进行调整,甚至也可以采取强制办法让国有大企业为公共利益让步。只有多管齐下,才能为提高新能源的实用性扫清障碍。
1. 完善新能源的产业链条。这需要通过产业政策和市场培育来实现:通过技术研发创新的投入向新能源产业链条的高端进军,占领高附加值链条;通过市场培育和引导扩大新能源消费,完善输出消费链条;通过规划引导控制行业稳健有序发展,完善分工合作的生产链条。如对新能源的市场培育,政府可以设置一个合理的“成本+利润”的上网电价,也可以实施建筑物一体化标准(强制新开发的建筑物以及学校、宾馆、医院等使用热水集中的单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路灯、路标等有条件使用太阳能光伏设备的必须使用;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场使用沼气发电技术等),还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扩大市场消费需求。
2. 新能源多元化发展。除风能、太阳能之外,中国还有很多方向可以选择,如生物质能源、沼气、垃圾焚烧、地热等。以生物质能源为例,中国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非粮食生物能源,而且潜力巨大。中国工程院一份重大咨询项目研究表明,中国可用的农林有机废弃物年产能4.74亿吨标煤,利用边际性土地种植能源植物年产能4.25亿吨标煤,两项合计年产能潜力为8.99亿吨标煤。在中国边际性土地中,有宜于农垦的后备土地733.7万公顷(1.1亿亩)及现耕地中的低产田28 480.09万公顷(4.27亿亩);宜林荒山荒坡地5 709.52万公顷(8.56亿亩)及现有的薪炭林、油料林和灌木林5 175.92万公顷(7.76亿亩),整个累计面积与现有耕地面积相当。所以中国在农林有机废弃物(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林业剩余物等)和能源植物(薪炭林、木本油料林和灌木林)利用上大有可为,应重点发展农林废弃物(如秸秆)发电、生物质液体化(如生物柴油)和生物质燃料等。目前中国除少量低产农田外,所有边际性土地和有机废弃物全都是目前没有经济价值的潜在资源。因此,大力开发生物质能不仅能变废为宝,还能减少新能源发展中的城乡失衡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因此,中国长远目标应该是以风能、太阳能为主,适当发展核能、生物质能、垃圾焚烧、沼气、地热等能源,建立多元化的新能源利用体系,合理均衡地发展新能源。
能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新能源开发迫在眉睫。新能源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能源革命”,新能源产业将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投入到新能源领域,以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也顺应潮流将新能源发展提上战略日程,但却面临缺乏规划、技术创新不足、应用障碍多、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通过出台战略规划加强引导,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完善基础设施、建立补贴机制和能源利益调节等完善提高实用性,通过产业政策和市场培育政策完善产业链条扩展市场容量,通过多元化策略建立合理的新能源体系,是中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的必然战略选择。这样在未来的“低碳经济”时代,中国才有机会掌握应有的话语权,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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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先决条件,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爆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时也宣告了西方世界“黄金时代”的结束。此后,能源安全问题一直是倍受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和学者们都对能源安全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经济学领域而言,能源经济学已成为一门专门以研究石油问题为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和探讨石油价格波动对世界石油市场供求关系和各国经济的影响。国际上研究能源经济学的学者们其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分析国际油价的变动对世界石油供求和各国经济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例如,Noureddine Krichene(2002)通过考察1918~1999年间的世界原油与天然气市场,并对1918~1973年和1973~1999年这两个时期的原油与天然气的供给与需求弹性进行了估算,发现1918~1973年这一时期的原油与天然气价格稳定,而1973年之后石油与天然气价格变得极不稳定,反映了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石油与天然气的市场结构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James D. Hamilton(2003)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证明了石油价格的变动与GDP增长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特征;J.Bielecki(2002)从能源安全概念、石油市场演进、制度安全框架、目前石油安全状况、未来石油安全需要、增加能源安全战略措施等方面分析了世界能源未来的发展趋势,并认为尽管未来不会出现像1970年代那么大的全球能源危机,但某些能源安全的严重程度将继续值得关注,未来并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因而对于能源安全没有任何自满的余地,目前的石油紧急措施有必要扩大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能源来源;David K.Backus和Mario J.Crucini(2000)通过考察石油价格与贸易条件后发现在最近25年中石油价格的变动主要是由贸易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并且量的作用也是极不相同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致了能源需求的稳步上升。特别是20世纪90年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刺激了以电力、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费需求急增。近年来,国内能源产供能力受多种因素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能源安全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如舒先林、阎高程(2004)、王树林(2001)、曹志峰(2004)等,他们都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开展了相应研究完美电竞。然而,与国际上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探讨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深入和系统化。诚然,国内外学者所做的上述研究为进一步更好地开展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参考基础。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石油能源以及能源安全供给问题上,而有关能源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分析研究得较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以国内外研究为基础,更为深入地分析和探讨金融部门如何通过实施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把金融业务运作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强化节能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对策,为相关部门和机构提供决策参考。
所谓能源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保障能源的持续、稳定供给,即能源的供给安全;二是减少和降低能源生产与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环境安全。就中国能源安全现状而言,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持续扩大的能源需求所形成的供给压力不断加大,能源供给安全受到极大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能源消费高强度时期。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考察,中国城镇人口已由1978年占总人口的17.92%上升到2005年占总人口的42.9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开始逐步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就业人口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85年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5.68%上升到2005年36.04%(引自2005BP世界能源统计)。从城市人口和城市就业人口两个方面的数据来看,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率在30%—70%为高速发展时期,因而中国城市化已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工业化发展水平来考察,根据赛尔奎因和钱纳里产业结构模式,再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来判断,中国工业化正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急剧地扩大了能源消费需求,而我国能源消费需求又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三大行业部门。1995年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为103388.70万吨标准煤,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78.82%,2005年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为178139.50万吨标准煤,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79.77%(见表1)。尽管1995—2005年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没有多大变化,2005年的比重只比1995年高出不到1%,但三大行业的能源消费需求量却增加了72.30%。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石油和电力能源消费需求呈急剧上升态势。就石油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石油产供能力短时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内石油需求只有通过扩大石油进口来实现。1993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而1993年之后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5年,中国石油净进口为1218.7万吨,而到2005年石油净进口达14275.1万吨[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5》、国际能源机构(IEA)及美国能源署(EIA)网站数据整理而得]。另据国家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进口原油14518万吨、成品油3638万吨,原油进口金额664.11亿美元,成品油进口金额155.52亿美元。随着石油进口的增加,中国石油进口对外依赖程度也随之提高,199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还只有1.9%,但到2003年却高达48.6%,并且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在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石油消费与进口大国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将持续较快地增加,能源供给压力加大,供求矛盾仍会长期存在,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对外进口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能源供给紧张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有根本性改变。
从能源资源禀赋状况来看,中国是煤多、气少、油贫。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煤炭资源储量相当丰富,且煤质较好。中国煤炭资源探明可采储量为1145亿吨,占世界探明可采储量的12.6%,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2004年中国煤炭资源采储比只有59年,而世界煤炭资源的平均储采比为164年。就石油资源而言,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248.44亿吨,累计探明可采储量67.91亿吨,而累计采出量已达43亿吨,剩余可采储量只有24.91亿吨。相比世界富油地区来说,中国石油资源是比较匮乏的,而且人均石油资源储量就更低了。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07年的数据显示:2006年底,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探明可采储量约为7427亿桶,约占世界的61.5%;欧洲(主要是俄罗斯)石油探明可采储量约为1444亿桶,占世界的12%;非洲约为1172亿桶,占世界的9.7%;北美地区约为599亿桶,占世界的5.0%;亚太地区石油资源最少,约为405亿桶,占世界的3.5%,其中中国约为163亿桶,占世界的1.3%。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在短期内较难改变。由于中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低,煤炭燃烧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性气体大分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种状况受我国能源结构制约还将持续下去,对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产业比重过大,单位GDP能耗高,能源效率低下,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给紧张局面
从能源消耗强度来看,2004年,全世界能源消费强度(单位GDP产出能源消耗量)为2.5吨油当量/万美元GDP,而中国为8.4吨油当量/万美元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6倍,美国的4倍多,日英德法等国的近8倍。根据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的数据,目前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铁、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中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导致中国能效低下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等,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产业所占比重过大,而耗能少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例如,2004年采掘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几大高耗能行业的产值就占当年GDP的57.68%。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能耗,节约能源资源,是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首要任务之一。
所谓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一项政策,通过金融业务动作同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强化节能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能源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源安全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增强趋势下,金融部门实行绿色金融战略意义极其重大,主要体现在:有利于金融部门正确认识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辩证关系,提高对加强资源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增强绿色金融意识,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把环境保护这项基本国策贯彻到具体的金融业务之中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克服过去那种只顾经济效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资源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的不足,提高金融部门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与化解金融环境风险的能力;有利于金融部门通过金融业务运作把好信贷、证券融资关口,促使企业实行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金融部门通过运用信贷杠杆、证券融资等多种金融手段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导向作用;有利于金融部门利用自身的金融优势,通过金融业务运作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1、金融部门应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宣传教育工作,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绿色金融意识与能源安全意识以及在金融业务中贯彻落实加强资源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自觉性。
2、金融部门通过业务运作利用金融手段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凡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能源资源节约、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产业和节能减排技术项目,一律给予金融上的优先支持;而对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高能耗产业,金融部门一律不予支持,也不为其开办其他金融业务。
3、金融部门应加大对洁净煤技术开发与应用、节能技术改造、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及替代能源开发技术与应用推广、能源综合利用的金融支持力度,降低资源能耗,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
4、将绿色金融发展战略制度化、具体化,使之成为金融业务运作的具体可操作准则。金融部门应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国家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等相关法规政策的要求,把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进行具体细化,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金融业务运作操作准则,提高绿色金融业务运作的实效性。
5、为使金融部门配合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让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落到实处,金融部门可以借鉴世界银行的经验,在金融机构内部设立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及时准确掌握国内外环境保护、节能降耗信息动态,并加以认真分析和研究,为实行绿色金融、领导科学决策与金融业务运作,提供有力的方法指南。
1、舒先林,阎高程.石油——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与国际战略[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4(3).
2、王树林.关于能源安全问题的思考[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1(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态势，能源供应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节能受到必要的重视，节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以来，能源供需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能源价格经过改革调整，已基本反应了市场的能源边际成本。能源相对价格水平已经不低，有效的引导了市场条件下的能源消费，盲目性生产基本消除。企业竞争促使成本下降完美电竞，降低能源成本成为许多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节能的微观经济性成为关键驱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以及市场对企业生产的硬约束，带来了明显的节能效果。
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解决能源短缺已不是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驱动力。一些能源供应部门反而出现了由于供应能力过剩而要开辟新的消费市场，以刺激能源消费的动机和做法，力图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
为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必然要鼓励终端消费包括能源消费的扩张，鼓励新的消费以拉动需求，包括新的用能途径，其中建筑用能、交通用能的上升将比较明显。
另一方面，对能源部门的经济效益和相关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实际影响，大于节能的呼声。对长期的能源平衡和能源安全的关注难以和短期的、直接经济运行的利益取向有机地联系起来。
原有节能管理体系及机制的功能和效果受到挑战。由于能源供需的形势发生变化，控制供应的节能管理方式已不起作用。政府在投资和项目设定方面的直接控制力减弱，直接用于节能项目的财政支持数量甚微。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能源和节能主管行政编制大幅度减小，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能源和节能管理组织体系的许多部分已经不复存在。新的节能管理体制有待在新的市场条件下在政府职能中进一步确定和落实。
中国能源效率的提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市场约束和产业升级仍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起到提高能效的促进作用，使按gdp的计算的能源消费效率提高。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还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竞争力，但资源性的成本，包括土地的价格，特别是能源的成本将不具有竞争性。
如上所述，中国可能还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才能在能源技术的平均水平上，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真正能够实现在下世纪中叶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将会面对重大的能源挑战。使中国的能源效率提到一个没有先例的高度，光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政策介入方面找到新的途径。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在现阶段，提高全民的资源忧患意识，在市场经济的自然作用之外，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仍然十分必要。除信息、标准、技术推广等措施之外，还要进一步考虑长期的能源价格政策。同时，推动环境保护，也是节能的重要驱动力。中国还要及早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的设计和引导实施。没有这些努力，就难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长期坚持节能优先必须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的一个重要基本点。
优化能源结构和充分合理利用我国的煤炭资源并不矛盾。在能源结构优化的过程中，煤炭必然将退出一些使用领域，但是煤在中国能源中的地位仍然将十分重要。目前我国煤炭的使用技术和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有很大的差距，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中，煤炭的利用，首先要解决相应的环境污染问题。
从世界能源系统的发展趋势看，未来煤炭的主要应用途径仍然是发电。在有天然气可以利用的地方，天然气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可以达到更高的发电效率，也有更好的环保性能。但是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燃煤电厂仍然可以做到清洁发电，效率的提高也还有较大余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煤的清洁利用首先要解决的是落实目前直接燃煤的大气污染问题。其中，燃煤电厂的脱硫问题应该首先予以解决。燃煤电厂脱硫技术是十分成熟技术，现在是干不干的问题。目前煤炭供应过程和转换过程中，有大量可以立即行动而且对煤炭的清洁利用有明显实效的事情可做。如煤炭的筛选和洗选，更加合理的煤质管理和配送，型煤的利用，水煤浆利用等等，都大有潜力。
煤炭的气化和液化有可能作为远期技术储备。有必要认真分析比较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和将煤炭转换成或液体燃料后再用于发电的效率、环境影响、以及经济性。至少在相当时期内，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还将有很大的竞争力。如果考虑以煤为原料提供液体或气体燃料的话，则必须全面分析评估其经济可行性，还要考虑全过程的环境影响。除此以外，还必须考虑能源系统的总体效率。另一方面，越来越迫近的全球气候变化的限制因素，将使煤炭的使用逐渐受到碳排放的严重制约。这些因素在煤炭的气化和液化技术开发和未来应用时必须充分予以考虑。
中国长期以来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是造成能源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终端能源需求的结构和总量变化，以及以中心城市为开端的环保要求，使优化一次能源结构成为能源发展的重要趋势。
快速增长，加之国际油价在去年在大幅上扬，使能源供应保障问题受到多方关注。天然气的开发利用，需要重新大规模建设天然气的长距离输运基础设施。对天然气成本和价格的估计引起了对未来相关能源成本的激烈讨论和担心。优化能源结构能否实现仍然有着不确定性。
当前和今后几十年内，石油和天然气仍将是世界范围的主要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的发展方兴未艾。天然气的利用不仅有很好的环境效果，建立在天然气基础上的能源技术，也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能源效率最高的技术。我国的天然气基础比较薄弱，在形成天然气基础设施网络的时期，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十五期间正在实施的西气东送工程意义重大，天然气基础管网一旦建成，将带动天然气开发的进程，可望使天然气的实际成本明显降低。在天然气的发展问题上，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协调。
当前在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要求已经成为决定能源结构，从而决定能源成本的重要因素。我国的环境保护将在今后逐步成为能源结构选择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能源结构的清洁化，对能效的提高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应该在能源发展的各个环节充分考虑环保的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庞大，使用期很长。能源系统一旦建成，改变起来不但成本很高，还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在能源建设中不但要考虑环境保护现在的要求，而且要充分预见今后的环境要求。
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相对人口而言十分有限。在未来的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电力的比例将不断扩大。和石油和天然气相对便宜的国家相比，中国有可能必须使电力在终端能源的中的比例高于这些国家。对发电能源结构要有长期的规划，避免临时和缺乏系统规划的选择。
首先要尽量利用水力资源。中国水力资源丰富，目前利用率很低，发展潜力巨大。水电项目可以很好的和防洪、抗旱、农业灌溉结合起来，取得更大的综合社会经济效益。当然，水电大坝的建设可能存在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需要在大坝设计和建设时给予充分和恰当地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使这些不利影响减到最小。和煤炭生产、运输、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环境问题比较起来，水电是一种对环境和生态影响小得多的清洁能源。如果把水电的巨大综合社会经济效益考虑在内，发展水电的优越性就更加突出。十五规划提出的西电东送，为开发水电提供了更好的机遇，应当加强实施，消除各种体制上的障碍，使我国的水电发展能够长期、稳定地得到较快的发展，避免出现新的反复。
在考虑是否发展天然气发电时，不但要在不同电源方案中进行综合比较，还应该对同一能源的不同使用方向的合理性进行比较分析。天然气是否应该用来发电，不仅要和煤电比，更要考虑在我国天然气资源相对不足的长期条件下，是否首先应用天然气替代大量中小燃煤锅炉窑炉。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要使中小型锅炉或窑炉能达到较高的污染排放控制水平是十分困难的，相对而言，电厂排污控制则可行得多。为了实现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解决现有的一些体制，使资源的配置符合全社会环保效果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
核电是一种可靠的清洁的能源，核电的安全性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核废料的处理也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和燃煤电厂实际带来的环境和人身安全问题相比，核电的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发展核电符合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方向。应把重点放到经济性以及安全性的选择上来，通过引进和国产化，使核电产业尽快达到经济规模，使核电的成本降下来。以实现核电发展的长期目标。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过去的重点放在解决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能源供应上。近几年来，现代商品化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发展的重点。其中，太阳能热水器已形成规模市场，大型风力发电也有多种示范。但总的说来，商品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仍然十分有限。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地区扩大了对农村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农村地区从传统可再生能源向商品化石能源的转换步伐加大。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农村能源商品化的比例已经不小。但是目前的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还不能适应这个转换过程，或是技术不够成熟，或是成本太高，难以和传统的化石能源竞争。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考虑农村发展的要求。我国城市化的过程还要持续几十年。我们不可能要求农民长期使用落后的传统可再生能源，也不可能让农民一下子跳越到比商品化石能源还贵的现代可再生能源系统上去。我们必须在借鉴先进再生能源技术的同时，自主开发适合于国情的技术。这不仅对我国是十分有益的，而且可以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可再生能源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政策措施的推动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是有序开发利用水电。我国坚持把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切实做好在建、已建项目的环保工作，加强水电环保技术的研发应用，制定绿色水电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2010年，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1606万千瓦；发电量6867.36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16.2%。二是大力发展风电产业。我国采取了加强风电开发管理、改善风电与电网的协调性、支持优势风电设备企业发展等措施，为大规模开发利用风电创造了条件。201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107万千瓦；发电量494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1.2%。三是广泛应用太阳能。我国稳步推进太阳能应用产业发展，在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适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