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电竞奥巴马上任伊始，就组建了以朱棣文为能源部长，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能源变革的一只绿色管理团队，与小布什政府团队大有不同，并且成立由资深专家组成的能源气候变化理事会，这些都为美国新能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新能源政策的内容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宏观环境营造方面，逐步建立完整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新能源政策的实施和可观的群众认可度。

　　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警醒，促使美国加强了关于能源方面的立法，其先后出台了《能源政策节能法案1975》、《能源税法1978》、《能源政策法2005》、《食品、环境保护和能源法2008》及《美国能源法2010》等法案，这些逐步建立并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美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美国于2010年出台的《美国能源法2010》尤其从战略角度强调确保能源安全、经济转型和占领新一轮新能源技术革命的制高点。【1】

　　其次，在微观投入方面，毫不吝惜地加大对新能源的资金和科技投入，力图实现能源开发和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

　　在能源科学、基础设施改造、提高能源效率与能源技术研发方面，美国政府不惜投入重金，并且始终强调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投入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核电、洁净煤、高效节能技术、发展超导电网和智能电网等领域，以此来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用一组鲜明的数据来验证一下，2009年奥巴马签署的《美国经济复兴与再投法案》中，16亿美元用于能源科学研究；计划至2025年，对新洁净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达到1900亿美元，其中包括对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投入900亿美元，碳捕捉和封存技术600亿美元，电动汽车和其他先进技术的的机动车200亿美元，以及基础性的科学研发200亿美元。以上数据足以显示美国政府对新能源开发的重金投入。

　　再次，在辅助措施方面，积极采取促进新能源发展的有效措施，以期减少传统能源消耗，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性。

　　颁布执行新的建筑、家用电器和工业节能标准。大规模投资改造联邦政府的办公楼、对全国各地的学校设施进行升级、并积极推进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推进数字智能型能源网建设；奖励创新型能源回收方法，促进工业节能。大量投资绿色能源--风能、新型沙漠太阳能阵列，核能等。对于能源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建立强制性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力求在205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减排达80%以上。【2】积极促进政府和私营企业对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的大力投资，来降低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对乡村的清洁能源产业提供一定的信贷支持。创建清洁技术风险资本基金，在未来五年每年投入100亿美元，来确保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走出实验室，实现商业化。制定技术转移计划，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对气候发展友好的技术。以上只是我总结的部分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不仅能促进美国的能源安全与升级，而且彰显了美国希望重新在新能源与环保领域领导世界的雄心。

　　美国能源安全战略始终与其地缘政治战略和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密切结合，而且在实施中，从不放弃对武力的使用，将对军事行动的运用作为美国能源战略的重要手段，整体而言美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历经国际政治经济和能源市场的考验，是综合制度化、机制化、法制化的较成熟完整的庞大系统，具有相对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见发展走向的特点。新能源政策是奥巴马政府在新时期提出的，符合美国整体能源安全战略的基调和走向，同时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

　　首先，新能源政策具有专业性。不仅奥巴马所任命的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而且整个为推行新能源政策所组成的团队成员大都拥有坚实的科学和技术背景，这些学者型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势必能更精准地把握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对于新能源政策的专业化引领意义重大，也体现着奥巴马专家治国的高程度的战略思维。

　　其次，新能源政策中处处体现着科技性。美国新能源政策的核心和灵魂就是技术研发，为此美国不惜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新能源政策的关键内容就是要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通过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的支撑，来成功推广新能源政策，并以新技术引领新兴的绿色能源革命，使新能源产业成为美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再次，美国新能源政策有强大的保障力量。遵循依法治国的传统，奥巴马在大力推行新能源政策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律所给予的强有力保障，不仅以法律形式固定新能源政策，而且所颁布的法律内容条条细化，十分具体，操作性强，为新能源政策的执行和坚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四，新能源政策具有极高的战略眼光。奥巴马政府推行新能源政策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能源和气候问题，其战略目标涉及到新能源对美国国际竞争力的长远影响，为此新能源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且，新能源政策的内容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意欲维护其霸主地位的战略眼光，它将从中东到俄罗斯和南美的石油国家来了个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使其被迫放弃高油价，自动切换到比美国低得多的世界经济等级结构中，最终达到世界力量的重组，使世界能源格局，乃至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五，新能源政策重视创新性。美国之前的领导人和政府团队都是较为关注对传统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和促使传统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政策核心内容是开发新能源，并配合以节能和提高能效，对新能源开发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对传统能源的重视程度，这是奥巴马新能源战略的创新之处，也为美国新能源政策奠定了主要基调。

　　第六，新能源政策极具绿色理念完美电竞。正如奥巴马上台后所提出的引导一场安全、绿色、经济的绿色工业革命，新能源政策中绿色思维随处可见，首先，奥巴马的团队是一个绿色的团队，其中可称为第一个环保人物的布朗纳主管美国政府能源和环境事务，曾是美国环保署署长，而且奥巴马政府对于制定后京都议定书，重获美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领导角色的思路，也使奥巴马本人被认为是一位绿色总统。与此同时，新能源政策中的关于碳排放的严格规定，与清洁技术研发的重视和投入无不显示出新能源政策的绿色理念。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能源大棋局》，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新能源汽车，是指除汽油、柴油发动机之外的其他能源汽车，主要包括燃料电池汽车、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等。新能源汽车废气排放量相对较低，对环境更友好。

　　按照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8日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上述车型的新补贴标准调整为：2014年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5%，2015年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10%。

　　根据《通知》，新补贴标准自2014年1月1日起实行。补贴推广政策2015年12月31日到期后，中央财政将继续实施补贴政策，具体办法另行公布。财政部同时公布了第二批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城市名单，包括沈阳、长春等12个城市或区域。中国首批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城市或区域共28个，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汽车保有量居全国前列的城市，以及河北省城市群、浙江省城市群等。政府计划，到201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应达到50万辆。

　　实行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的目的是通过国家的扶持政策来促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推进节能减排，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最主要的是通过补贴来鼓励消费者购买市场中的新能源汽车。从09年我国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开始，整个行业对政策就有非常大的依赖性，而我们政府颁布的补贴力度在全球范围内都算是大的。诚然，对于新兴行业政府在资金、政策方面的推动是十分必要的，但大规模的补贴也让近些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广受诟病：圈钱圈地、地方保护、补贴不到位等问题层出。

　　为此，四部委在推行了三年补贴政策后，于2013年9月13日出台补贴“退坡机制”，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2014和2015年度的补助标准将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10%和20%。补贴的衡量标准从原来的电池组能量调整为乘用车以纯电行驶里程，其中纯电动乘用车最高可享受6万元人民币补贴。

　　新一轮新能源补贴是根据车辆纯电动模式下的工况续航里程而确定补贴金额的多少。按照规定，2013年购买纯电动乘用车可最高享受6万元/辆的补贴，购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含增程式）可享受最高3.5万元/辆的补贴。另外，如果购买燃料电池乘用车可享受20万元/辆的补贴。然而在2014年和2015年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乘用车、纯电动专用车、燃料电池汽车补助标准会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分别下降10%和20%。

　　但在短短的5个月后，2014年2月8日，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新标准调整为：2014年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5%，2015年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10%，从2014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完美电竞。

　　有媒体报道称，2013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深圳、合肥、上海等地密集调研新能源汽车时，提出国家支持政策力度不变，并且在听闻车企对补贴退坡机制有异议时表示“马上修订相关政策”。如果政策的修订确实源于此次调研，那可见政府层面对于新能源汽车发展已有了更加务实和积极的态度。四部委宣布本轮补贴2015年到期之后还将出台新的补贴政策。

　　我国新能源车产业在过去的几年里的确呈现政策热、市场冷的现象。例如2011年，新能源车保有量仅1万余辆，其中私人购买数量不足一成，远低于推广目标。然而相比国外，我国对新能源车的补贴不能算低，在这种情况下，新能源车的推广利用仍然达不到预期目标显然有补贴之外的原因。针对此次政策调整，不少新能源车经销商表示，新能源车要得到市场认可，光靠补贴行不通。工信部部长苗圩早在2010年就曾说过，新能源发展不能只指望补贴。中国新能源车发展面临的两大瓶颈是基础设施建设没跟上和电池技术尚未突破。纵观前几轮补贴，补贴对象都是新能源车本身，充电桩等根本没被提及。电动汽车等新能源车主要依赖电池驱动，充电桩建设不到位，电池续航能力有限，新能源车无疑将沦为昂贵的摆设，消费者自然没有购买的动力。在补贴方式上，不少专家学者也存在异议。新能源车发展领先的美国实施的是以税费减免代替直接补贴的方式，这样不仅能直接惠及消费者，还能减轻车企和中央财政的负担。因为我国采取的是车企先垫付补贴再向相关部门申请返还的模式。

　　目前政策急调对未来2年新能源车发展到底能起多大的推动作用还不好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除了补贴政策加码，国家相关部门还需出台其他配套政策，从根本上改变新能源车推广的生态，提高市场对新能源车的认可度。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气候问题日益突出，世界能源供需格局时刻发生着变化。世界各国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也开始调整各自的能源政策，将新能源发展纳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中。能源作为支撑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物质保障，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在的领导下，我国始终坚持把能源发展战略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位置，将能源战略作为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能源消费也不断增长变化，带来了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巨大压力，能源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能源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问题，我国也面临着新能源开发利用的严峻挑战。面对严峻的能源形势，我国要抓紧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能源政策，支持、促进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新能源的高效合理的开发利用。

　　1.1 美国能源政策及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作用 21世纪以来，美国在能源战略方面先后出台了多项能源政策。美国目前主要能源政策有：第一，鼓励节约能源，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比如推广使用小排量汽车、新能源汽车，以减少能源的消费量；第二，鼓励新能源、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要加强对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强调充分利用本土能源，有效减少对外依赖程度；第三，政府要加大对新能源技术开发的支持力度，对于相应的组织机构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新型能源技术的研发，达到有效减少能源使用成本的作用。

　　1.2 日本新能源政策及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作用 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日本在其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比如及时跟踪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动态，以太阳能发电为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太阳能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太阳能发电量居全球第二；日本政府还积极鼓励开辟石油、天然气进口的新渠道，加强与世界新能源大国的发展关系，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合作。另外，日本在开发和推广新能源、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太阳能发电技术、生物乙醇制造技术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日本的能源政策不仅大大提高了能源开发利用的效率，还满足了其自身经济增长需要。

　　2.1 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能源战略 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能源消耗不断增高，阻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然而，由于中国的能源储备并不充裕，再加上能源的高消耗，这就对国家新能源战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使得我国的工业生产耗能高、产值低，造成了严重的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在新时期，中国必须抓住时机，积极转变能源发展方式，改变旧的能源结构，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能源新战略，这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最重要的是转变传统的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以节能减排为目标，提高能源利用率。同时还要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强调能源安全，增加新能源在整个能源产业中的比重，最终实现中国能源战略的转型。

　　2.2 在中美合作中寻求突破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中美合作愈加频繁，我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在中美合作中寻求能源政策的突破。但是，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由于历史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虽然自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中美双方多次实现了战略层面的对话，但是中美双方互信基础还依然比较薄弱。但是，总的来说，近年来中美双方经济合作形势逐渐好转，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引进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有的新技术和新设备，改良自身的技术和设备，并通过研究分析不断探求和开发适合我国的新能源技术，提高清洁能源建造项目的国产化率。我国必须加强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减少技术引进，进而提高我国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2.3 完善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为了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新能源的高效开发利用，必须不断完善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扩大新能源税收政策的覆盖面积。新能源政策应该贯穿产业发展的投资、研发、成果转化、产品生产及销售在内的全过程当中，要针对不同环节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其次，制定合理的正向激励与反向限制相结合的新能源税收政策。比如利用低税率等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企业部分税额的减免，制定生态环境税，以此来减少能源的消耗等。目前，我国在反向限制方面的能源政策还有所缺失，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完善这两方面的政策建设，才能实现新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2.4 鼓励能源科技创新 新能源产业对技术要求极高，因此，在国际市场上要想在新能源方面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加强对新能源技术的研发，防止被国际新能源市场淘汰。因此，对于我国能源产业发展现状来说，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竞争力还相对较小，对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创新还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想去甚远。因此，我国一定要抓住历史机遇，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的利用，并充分利用清洁能源进行新兴能源技术装备和产品的自主研发，提高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新能源技术研发体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经济，从而提高我国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我国要想充分高效的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必须联系我国实际的发展情况，结合国外先进的能源政策实施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能源政策，从而促进新能源的合理高效的开发和利用。

　　[1]钱春华.奥巴马政府新能源政策的国际政治效能探析[D].吉林大学，2011.

　　为了控制机动车污染，北京市在2014年底公布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规定中指明：在未来3年将进一步提高小客车摇号指标中的电动车数量，2015、2016和2017年新增小客车指标中电动车的数量将分别达到3万辆、6万辆和6万辆，累计达到15万辆。2015年，北京市小客车新增指标额度为15万个，其中普通指标12万个、示范应用新能源指标3万个。

　　照此规定，2016年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将由今年的3万个上升为6万个。但据相关报道称，主管部门有意将这一指标进一步上调为9万个，传统燃油车的牌照将由9万个下调至6万个。也就是说，明年新能源车指标或将反超传统燃油车。

　　虽然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的方案出来，但北京市交通委正在对明年的机动车牌照发放办法进行研究，并按照“总量控制”的原则进行调整。这意味着普通小客车的指标自2016年起将从9万个降至更低。

　　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遏制作用，以及化石能源使用带来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对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担忧迫使人们开始关注替代能源的发展。新能源一词是1981年8月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上提出的，会议对新能源进行了界定，即“新的可更新的能源资源。它可以通过新技术和新材料加以开发利用，而且消耗后可得到恢复和补充，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污染，对环境无多大损害，有利于生态良性循环”。

　　目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范围基本一致，较有争议的是核电和大型水电的归属问题。有些研究认为，由于水电技术已较完善，而且大型水电对生态环境影响范围广，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核能中，核裂变技术已被人类大量应用，而且核废料及发电过程的环保任务艰巨，不应属于新能源。总结现有研究文献，已形成共识的新能源范围包括可再生能源（大型水电除外）和尚处于研究阶段的核聚变。

　　国外学者对新能源领域的研究较早，目前涉及新能源产业政策的文献也较多。为体现不同发展时期产业政策的对应性，以下按新能源产业链延伸顺序进行政策综述。

　　Hillring（1998）认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技术至关重要，而政府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通过支持研发、鼓励信息传播、制定有效的行政政策和经济刺激等措施，促进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Graham等（2003）提出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政府应加大对技术、设备研发和信息交流等环节的财政投入和补贴。

　　Martine等（2006）用市场模拟的方法对欧盟的新能源技术进行了考察，认为政府投入将有助于风能与生物质能快速发展，并通过预测模型得出，政府在技术领域的投入将使每单位新能源电力（RES-E）的价格将下降1～8美分/度。Taichen Chien等（2006）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了可再生能源使用对技术效率提高的作用。

　　他们认为，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会增进经济体的技术效率，相反，增加常规能源的使用会降低技术效率，而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政府政策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从研发阶段的文献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技术的突破是新能源能否得到快速发展的关键，而且，研发阶段是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的领域。

　　Lawrence和Stanton（1995）对新能源的外部性进行研究，认为新能源的政策应以公共利益为核心，通过减免除税费征收和适当补偿使新能源的生产成本能分摊到所有能源产品中。Wiser（1998）指出由于在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到产业具体的融资过程和产业政策的不稳定性，使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融资受产业政策的影响很大，政府可以采取财政保障等措施以减小产业投资风险。

　　Rave（1999）认为金融机构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还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建议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投资。而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和相关的环境政策可以引导各类投资市场的形成。Catherine等（2004）对降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生产成本进行了研究，提出通过价格竞标来争取发电合同的政策，不仅可以获得必要的投资启动资金，还能促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并逐步降低生产成本和电价。

　　Reiche和BeChberger（2004）总结了欧盟若干国家成功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应用的条件：对投资者的长期规划保证，对不同绿色电力技术的回报，在电力供应系统（电网延伸，良好的接入条件等）领域的巨大努力以减少当地对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的等。

　　新能源市场化阶段的政策研究涉及收益分配、产品定价、消费补贴等多方面。Cheri等（1997）对促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的一个有效措施――系统效益收费（SBC）的分配途径进行了研究。Suani（1999）分析了生物质能利用中存在的障碍，认为促进生物质能发展最根本的政策是将外部性引入到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Soubbotina等（2000）提出丹麦风电发展速度变慢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未来财政激励机制的不确定性的顾虑。Berry（2001）对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欧盟成员国经验进行总结，探讨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实施模式和具体措施。

　　Niels和Anne（2003）认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实行经费补贴政策，如风电机安装，以实现其设备容量和总产出率的有效放大，可以减少其市场化的价格阻力。Langiness等（2003）介绍了美国各州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特点，并针对风电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实现进行了评价。Morthorst等（2003）对美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绿色证书制度的实施细则进行探讨。Ryan等（2006）研究了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的若干因素，包括总体原则和各种设计选择，认为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应保持长久性和动态性，随时间逐渐增减并加强责任落实和有效监督。

　　Daryll（2000）研究了政策的实施对生物质能产业的影响，并运用POLYSYS模型研究农业与其它因素相互作用后对生物质能产业以及当地经济的影响。Nwaobi（2004）以尼日利亚为例，建立了一个分析减排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Weidou等（2004）对中国现有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现有政策无法保持中国社会和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Lewis（2006）研究了国家和地方政策对全球风轮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回顾不同国家在国产化大型风轮机制造业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的基础上，研究了建立风电产业之后的推动机制，表明将稳定的风电市场支持政策与国家风电专项激励政策相结合，便有可能在当地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电产业。Vera等（2007）认为要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国家能源指数体系，更好地帮助统计学家、政策制定者分析3E（能源、经济和环境）的有关问题。

　　Pablo del Rio，Unruh G（2007）分析了西班牙风能和太阳能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提出国家应该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我国学者有关新能源领域的研究较早，但“新能源”一词使用频率较少，“可再生能源”出现较多。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

　　随着我国开发新能源进程的加快，有关新能源领域的政策研究开始增多，起初单纯介绍国外新能源政策的文献占很大比例。戴炳然（1981）对欧共体的新能源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丹东（1981）的《日本怎样寻求新能源》一文，介绍了日本政府的“阳光计划”以及“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的情况。

　　曹文伯（1983）发表了国外开发利用新能源的一个途径――发展甜高粱生产，较早地介绍了国外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情况。过启渊（1985）介绍了当时美国新能源开发战略，认为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全部能源消费量三分之二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美国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因而美国不但加快了国内能源资源的勘探与开发，而且开始重视新能源的开发。

　　周文超（1987）介绍了美国新能源工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当时新能源工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兴产业；并对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成立及新能源技术进行了介绍。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增多引起的温室效应和酸雨，使得欧洲国家对新能源的开发日益重视。

　　李水清（1994）介绍了英国发展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政策与战略。张正敏等（1999）介绍了国外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经验及措施。吴中华（2000）介绍了日本在彻底推行节能的条件下，推广新能源的政策措施。

　　2000年德国通过了一项新能源法，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关政策对降低太阳能光电并网发电的成本起到明显的作用，孙颖等（2003）发表了《德国新能源经济法及其对该国电力市场改革的影响》，对德国为鼓励新能源发展而实施的新能源法进行了评价。盛立中对2005年美国总统签署的能源政策法案进行分析，此法案已成为正式法律，明确了美国能源 “节能和洁能”的主攻方向。王培（2008）介绍了美国、法国、荷兰等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进行大量的补贴政策。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问题显现，我国针对新能源的研究开始出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20世纪80～90年代。20世纪末我国学者对新能源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新能源的概述层面，深入分析的文献较少。乐如良（1985）对新能源发展的必要性及新能源设备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有些文献涉及对新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研究，例如，石定寰（1989）呼吁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90年代以后，关于新能源的研究开始增多。

　　朱世伟（1990）的《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在对我国发展新能源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当时我国发展新能源战略的框架。尹炼（1993）认为我国是基本以煤为单一能源结构的耗能大国，必须从战略转移的角度来看待21世纪新能源的前景和意义，并应及早做出相应的决策部署。

　　陈文七（1997）对我国新能源的投资市场做了分析。9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的兴起对新能源领域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将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文献开始出现，例如，余善庆（1999）从我国能源资源现实情况出发，认为开发新能源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略的需要。对新能源地区性发展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李昌善（1986）对内蒙古生物质能的利用提出了建议。王翊等（1986）对沿海地区新能源开发进行了研究。

　　王忠宏（1995）分析了甘肃省南部地区无油、缺煤、少电的劣势，提出应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陆得彬（1996）以浙江省新能源发展为例，认为国家应该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新能源的发展。

　　2．21世纪以来。21世纪的十年是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研究比较集中的阶段。第一，将新能源政策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任德新（2001）分析了美国的新能源政策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政策领域的建议。樊杰等（2002）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特点和实现过程进行了分析。唐恒等（2003）对我国新能源领域专利技术的情况及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课题组了《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了《我国能源供求中长期发展趋势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5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十一五”能源发展思路和战略重点》中，新能源日益得到重视。2006年中国科学院能源战略研究组出版了《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报告对我国新能源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新能源发展战略和建议。在资源和环境制约日益增强的形势下，我国现有能源价格、投资、财政、税收和环境收费等许多政策领域需要调整或改革。许多研究机构已经开始了有关能源税的研究。

　　2006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对我国能源税、机动车燃油税、碳税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正向推动”和“逆向限制”结合“交叉补贴”的财税政策框架，即通过对化石能源加大税收和清洁能源给予税收优惠的方式，抑制化石能源使用和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研究认为碳税等实施可能促进国内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课题组也对能源税收政策进行了研究，2007年针对我国能源税收体系缺陷提出了税收政策改革的一些建议。

　　第二，对具体的新能源产业进行了深入研究，随着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视，我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兴起。唐振华等（2005）针对我国能源供应的紧张和化石能源储量的不足的现实，提出发展新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建议。牛微等（2005）分析了我国在太阳能、水能等领域发电技术现状及发展情况，苏明（2007）对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等领域的财税政策做了深入研究。最近几年，对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电池领域的研究开始增多。

　　欧阳明高（2006）认为我国的资源和能源状况适合发展新能源交通动力系统，并提出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策和建议。李金津（2008）认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和汽车消费国，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对夺回市场主动权，同时对保证国家安全、降低能源风险具有特殊意义。

　　万钢（2008）对当前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方海洲等（2009）认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正面临诸多困难，税收优惠政策是当前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强有力工具。我国在光伏领域发展较早，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相关研究明显增多。陈庆春（2009）认为太阳能在中国的高普及率和高替代潜力，尤其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新能源战略更具现实意义。吕天文（2009）在对新能源产业的研究中，分析了光伏产业的有关支持政策。

　　[24]戴炳然．欧洲共同体的新能源[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1（3）

　　[26]曹文伯．国外开发利用新能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发展甜高粱生产[J]．世界农业．1983（8）

　　[28]周文超．美国新能源工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国际科技交流．1987（12）

　　[29]李水清．英国发展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政策与战略[J]．全球科技经济望．1994（11）

　　[30]张正敏，李京京．中美可在生能源政策比较和研究[J]．中国能源．1999（7）

　　[31]吴中华．日本推广新能源的政策措施[J]．全球科技经济望．2000（3）

　　[32]孙颖，吕蓬，孙薇，李祝华．德国新能源经济法及其对该国电力市场改革的影响[J]．现代电力．2003（3/4）

　　[33]盛立中．美国新能源政策――“主攻”节能和洁能[J]．中国经济周刊．2005（32）

　　[34]王培．各国政府给予大额补贴，新能源汽车“钱”途光明[J]．商用汽车新闻．2008（32）

　　[35]乐如良．新能源及其设备发展趋势预测[J]．电工技术杂志．1985（12）

　　[36]石定寰．加强国际合作，努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J]．能源工程．1989（3）

　　[37]朱世伟．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0（5）

　　[38]尹炼．地位、问题、对策――对我国新能源战略的评估与对策探讨[J]．科技导报．1993（7）

　　[39]陈文七．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投资市场及其发展[J]．中国能源．1997（3）

　　[40]余善庆．开发新能源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J]．上海节能．1999（6）

　　[41]李昌善．内蒙古新能源的开发利用[J]．科学管理研究．1986（3）

　　[43]王忠宏．试论甘南地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J]．甘肃农业．1995（5）

　　[44]陆得彬．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新能源事业的发展[J]．能源工程．1996（1）

　　[45]任德新．美国新能源政策及其对我国的气势[J]．现代经济探讨．2001（10）

　　[46]樊杰，孙威，任东明．基于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东部沿海地区能源结构优化问题探讨[J]．自然资源学报．2002（18）

　　[47]唐恒，董洁，梁芝兰，王立群．我国新能源领域专利技术现状及发展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03（1）

　　[48]唐振华，苏亚欣，毛玉如．关于开发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思考[J]．能源与环境．2005（2）

　　[49]牛微，李珊珊．我国新能源发电技术应用现状及发展[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5（4）

　　[50]苏明．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建议[J]．中国能源．2007（3）

　　[51]欧阳明高．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与对策[J]．汽车工程．2006（4）

　　[52]李金津．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思考及相关建议[J]．工业技术经济．2008（1）

　　[53]万钢．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模式的思考与探索[J]．交通与运输．2008（2）

　　[54]方海洲，胡研．促进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分析[J]．汽车科技．2009（3）

　　尽管新能源产业预计未来将持续增长，但仍存在许多使用上的非技术壁垒。而公共政策和政治带领是帮助突破非技术壁垒、使新能源得到更大程度推广应用的有效手段。

　　在目前的能源市场上，机构的设置和政策的制定仍然偏向于支持传统能源的使用。新能源技术也许能为社会和环境带来益处，但是公共事业的经营者通常拒绝使用新能源，他们一贯的思维只是建造大型的常规电厂。消费者通常忽略新能源系统，因为市场没有提供准确的新能源消费价格信号。有意和无意的价格扭曲也阻碍了新能源的发展。因此，比起技术和科学，文化和制度是阻碍新能源发展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更为隐蔽和强大的因素。一些研究已经指出新能源使用存在一系列非技术壁垒，这些壁垒使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相比，在制度、政策和市场竞争上都处于劣势。主要的非技术壁垒包括：

　　1、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缺失，以及支持传统能源产业发展而阻碍新能源使用的政策的存在，使新能源产业缺乏发展动力。比如，石化燃料补贴，消费型新能源刺激不足，政府承保核电厂事故，新能源分区和申请程序的复杂化等。

　　2、缺乏信息宣传和消费者意识。对新能源产业的信息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对新能源技术缺乏了解，消费者选择使用新能源的意识不足，使新能源产业缺乏有效的需求基础。

　　3、与传统能源技术相比，新能源技术成本高。传统能源技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应用，技术相对成熟，应用普及率高，掌握相关技能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而新能源技术在开发、引进、建设、应用以及人员培训上的成本，都相对较高。

　　4、已建立的新能源系统被重重困难压倒。由于国家电网通常是为集中式电厂量身定做的，不能轻易融入这个网络的技术，即使他们本身在效率和收益上有优势，也是很难进入市场的。比如，以光伏能为代表的分布式发电技术就不适用于市场上大多数电网。而集中的大型新能源应用如果坐落在远离现存电网的区域，也面临市场困境。因此，由于技术锁定，引进和实施新能源系统面临许多困难。

　　5、新能源项目融资渠道有限，项目开发者、企业家和消费者都缺乏负担得起的融资。现有资本市场不完善，使常规能源成本内部化，空气污染、供应中断风险等成本被忽略，未在价格中充分体现。而新能源利润内部化的失败，使环境改善、能源安全等收益未被合理考量。因此，新能源在与常规能源争夺资本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6、劳动力技能和培训的不足。社会对新能源产业所要求的科学、技术、生产技能的投入不足，缺乏长期可靠的安装维护检修服务，教育系统也没有提供足够的针对新技术的培训，这也将导致新能源产业发展受阻。另外，新能源缺乏完善的标准和准则，缺乏与公用事业的互联指引，在能源选择和新能源项目上缺乏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参与的合作模式等因素也同样对新能源产业的市场化起到阻碍作用。

　　在一个开放的能源市场上，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都要承担他们所做决定的全部成本。但在许多经济和能源部门，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的。市场对自然资源服务的估价不足，也不尊重长期可持续产量的自然界限。比起长期，市场更倾向于短期，表现出对未来的关心不够。很多政策也扭曲了市场，使之有利于现存的石化相关传统能源技术。传统能源使用的历史激励在今天也继续带有市场偏见，掩埋了许多使用传统能源的真正社会成本。由于自由市场系统的功能局限性，新能源产业发展离不开公共政策的作用。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非技术壁垒范围广泛，很难找到一个单一有效的方法推动新能源的过度，所以，需要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的相互补充来克服这些壁垒。要达到理想的推动效果，必须建立一个政策框架来保证公平的竞争环境，并纠正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不平衡。这个政策框架既必须与能源部门的大趋势保持一致，又要反映特定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优先项。以下介绍几种促进新能源发展的政策手段。

　　转移税负包括降低所得税，同时针对环境破坏行为提高税收，从而创建一个更负责更有效的市场。这个政策手段被经济学家广泛的讨论和赞同。比如，一项针对煤相关产业的税收包含空气污染治理费用、酸雨危害费用和气候破坏费用等，这将有利于鼓励投资转向新能源领域。许多西欧国家已经逐渐进行了环境税改革，通过税收转移来达到环境目标。

　　德国从1999年开始实施一项为期四年的计划，逐步将税负从劳动力转移到传统能源，直到2011年，这个计划已经使传统燃料使用量降低了5％。它同时促进了新能源部门的增长，到2003年光风能产业就创造了45400个就业岗位，2010年增至103000个。2001年，瑞典开始了新的十年环境税收转移，将39亿美元的所得税转移到对环境产生破坏的行业上。法国，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和英国等欧洲国家都在新能源相关的税制改革上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亚洲两大经济体，日本和中国，都在考虑采用碳排放税。

　　补贴本身并不是坏事，许多技术和产业都是在政府补贴方案的支持中出现或发展的。过去30年的20个主要创新，能依索的14项中只有一项是完全由私营部门资助的，有9项是完全由公共部门资助的。互联网就是公共资金资助的政府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网络链接的产物。加州的风电产业也是由联邦税和州税共同抵扣帮助建立的。目前，化石燃料和核能技术应用和研发仍然得到最大的经济支持。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将这些补贴转移到像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一样的气候和谐型新能源的发展上，纠正能源部门对传统能源产业的偏向，促进新能源产业过渡。

　　有些国家已经终止或减少了环境破坏型能源产业补贴，比利时、法国和日本都淘汰了所有的煤相关产业补贴。德国也将煤相关补贴从1989年的54亿美元减少到2002年的28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煤炭消耗降低了46％。德国计划在2010年全部淘汰这些补贴。而各国对新能源项目贷款、投资和消费补贴都呈现增加的趋势，这无疑会增强新能源产业竞争力，促进其发展。

　　设置新能源目标是国家新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目标通常通过新能源占主要能源结构或者发电组合的百分比来定义。欧盟将新能源目标描述为2010年达到欧盟整个能源结构的12％和电力消耗的22％。欧盟成员国也制定了各自的目标以期达到国际综合指标。其他发达国家也制定了国际或本国的目标。国际目标同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新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巴西等，都参与设置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能源发展目标，即使这些目标相对发达国家设定的目标要适度，但仍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虽然，在大多数国家新能源目标只是指示性的，并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但它们对规范政府行为和管理框架起到了协助和指导作用。许多新能源组织建议让新能源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使之成为提高新能源市场渗透力的重要政策工具。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府都将绿色经济刺激计划作为支持经济复苏的主要政策工具。在全球范围内，1880亿美元绿色经济刺激经费已经投入新能源产业和提高能源效率的部门，大多数新能源刺激经费将在201O和2011年投入。绿色经济刺激计划将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使新能源产业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累计市场竞争力，加快新能源使用转化。

　　1、合理制定新能源产业发展目标，提高社会尤其是各级政府的新能源发展意识，重视和鼓励新能源产业技术引进、研发和推广以及相关的教育培训投入，引入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强制配额机制。

　　2、加大传统能源行业调控力度，纠正对传统能源行业的政策倾斜，引导市场合理认识传统能源开发使用的真实成本，鼓励资本向新能源产业流动，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我国汽车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弱势的中国汽车产业加强自主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且其潜在的巨大市场对于形成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实现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实施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汽车产业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产业之一，因其相关产业范围广、上下游产业众多而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汽车产业每增值 1 元，给钢铁、水泥完美电竞、玻璃等上游产业和石化、汽车装饰、维修等下游产业带来的增加值分别为0.65元和2.63元，并且增长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但是目前传统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能源与环境是两大核心问题。随着汽车使用量逐步上升，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愈加严重，成为了制约传统汽车工业发展的瓶颈。此外，汽车使用带来的石油燃烧量的提高增大了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在节能与环保的双重压力下，新能源汽车成为未来汽车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从我国国家产业政策规划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大力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7月9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出台。规划提出，到201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力争达到50万辆；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燃料电池汽车、车用氢能源产业与国际同步发展。规划提出，到2015年，当年生产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6.9升/百公里，节能型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降至5.9升/百公里以下。到2020年，当年生产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5.0升/百公里，节能型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降至4.5升/百公里以下；商用车新车燃料消耗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还包括：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零部件技术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企业等等。这标志着在国家层面直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框架浮出水面。

　　从现实上看，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地位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新能源所面临的技术、应用于消费观念上的现实差距，从世界各国新能源的发展路径上看，政府无不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财政政策支持。

　　在美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激励类政策、保障类政策、限制类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激励类政策主要是对厂商、需求和研发领域提供税收减免、财政补贴、金融支持；保障类政策主要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限制类政策是通过提高燃油经济性标准，以拉动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如美国《2008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提出了针对插电式电动汽车的税收抵扣计划，凡是购买装备4千瓦时以上电池的插电式电动汽车，都可以获得2500美元的基本税收抵扣。每增加1千瓦时可享受额外的417美元抵扣。2009年8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拨款24亿美元，用于补贴新型电动汽车及其电池、零部件的开发，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政府对该领域的最大投资。此外，还包括对电动汽车基础设施投资加大税收抵扣和提高折旧速度。

　　在德国，德国政府对生物柴油的生产和使用进行扶持，如复兴信贷银行的农业领域生物燃料资助计划、可再生能源补贴计划等对生物柴油生产进行资助，政府还对生产生物柴油的企业实行免税。研发方面，德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补贴科研机构和企业用于氢燃料汽车的研究和发展。此外，为了促进新能源及替代燃料的发展，德国政府还对一些新能源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财政补贴。

　　在日本，为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政府从2009年4月1日起实施“绿色税制”，它的适用对象包括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清洁柴油车、天然气汽车以及获得认定的低排放且燃油消耗量低的车辆。对于其中的新能源汽车（包括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天然气汽车、燃料电池车），在免除新能源汽车的重量税（相当于购置税）的基础上，还给予减免50%车辆使用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实现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评估目前我国新能源车发展现状，借鉴各国已有经验，我国在采取相关的财政政策时，应兼顾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该对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目前我国已经在国家科研支持、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等方面提供财政补贴，但是力度仍然还是不够，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来说仍然是投入相对较低。从目前新能源汽车主机企业和零部件企业的投资动力和投资能力来看，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有利于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的迅速进步和应用化进程，大大加快新能源汽车普及的速度。

　　其次，对消费者采取所得税、消费税等方面税费补贴或优惠。消费需求是推动一个新兴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居民对交通的需求特别大，虽然近几年我国汽车产销量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新能源汽车在产业导入期，新能源汽车的产品价格较高，产品的性能没有得到消费者认可，而且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观念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因此消费者的购买动力明显不足。对消费者采取所得税、消费税等方面的税费补贴或者优惠政策，能够促进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从目前我国示范运行和试点补贴情况来看，从北京市的新能源汽车在牌照许可等各方面的优惠来看，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

　　第三，应该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行和政府采购方面的投入。政府采购对于一个产业的发展来说具有多重含义，不仅能在经济上为一个产业提供稳定的市场，而且还具有重要示范效应。为促进全社会对新能源汽车的普遍认可，有必要将新能源汽车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和采购清单，实施政府优先采购，逐年扩大采购规模。在这其中，首先是要修订《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更新管理办法》和具体的采购标准，规定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新购公务用车，要优先采购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汽车，同时还要积极支持公交、出租、公务、环卫和邮政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单位通过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的资助采购和使用新能源汽车。

　　第四，应该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引进和科研投入给予财政补贴支持。在未来的技术引进层面和科研投入上，国家一定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才能迅速积累世界一流技术，应用成熟的经验，减少弯路，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摘 要：分析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及其新特点，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从技术研发、财政金融和市场需求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从而加快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推广应用，提高技术水平，促进我国新能源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新能源汽车因切合环保节能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并作为国家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战略[1]。2016年6月全球范围内的电动汽车（含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销量为67075辆，同比增幅达57%；全球上半年累计销量为30.68万辆，同比大幅增长49%。其中，中国以122678辆的销量高居榜首，其次是美国，销量为66057辆。2016年1-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30.2万辆和销售28.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3%和100.6%。纯电动汽车产销22.9万辆和21.6万辆，同比增长118.1%和128.4%。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为7.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1.7%和47.2%。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研发的支撑，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市场需求的导引。

　　自2014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取得爆发式增长，呈现出多样化的新特点。

　　计算机智能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加快了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的推出。上汽荣威和阿里联手打造了首款互联网汽车荣威ERX5，配备了阿里的YunOS操作系统，基于支付宝、淘宝等大数据的读取，带给车主互联智能新体验。北汽新能源EU260与乐视共同开发的i-Link车联网系统，可便捷查询充电桩，方便用户出行充电。

　　东风风神--A60EV和长安纯电动汽车应用高能量密度的三元锂离子动力电池；东风E30搭载磷酸铁锂电池；上汽大通--V80采用氢燃料电池+永磁同步电机供电；甲醇车环保节能，但由于甲醇的腐蚀性强，目前只在小范围进行试点应用。

　　新能源汽车除了在纯电动公交、出租等领域应用外，从公共领域向货运物流和旅游客运方向拓展。物流方面以长安睿行EM80系为主要代表，其纯电动物流车配备安全自动保护及自我诊断功能，支持直流快冲、交流慢充和家用充电三种充电模式。作为FE2015-2016赛季的纯电动赛车DSV-01，最快速度达250km/h，百公里加速在4秒以内，显示出新能源汽车在动力、速度上的惊人表现。新能源汽车在“最后一公里”微循环公交线路也得到了应用。福田汽车的6.5米纯电动巴士，是国内首创开发的社区“微循环”公交车，主要用于城市街区或社区之间的支线狭窄道路，可实现地铁与社区、干线交通与社区之间的无缝对接，是理想的“最后一公里”工具。

　　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技术取得新的突破，使得电池能量容量显著提升，大大提高纯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长城C30纯电动续航里程200公里，北汽EU260为260公里，DENZA腾势纯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长达300公里。此外，快充技术安全应用已有案例，如北汽新能源-EU260在30分钟内可补充80%的电量。

　　结合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以及当前的技术水平，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展业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主要有以下方面：

　　政府明确了以纯电驱动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要战略取向，重点发展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2]。纯电动汽车除了在商用车上得到应用以外，已在公交领域得到了实际应用，接下来将在公交领域得到规模应用，并在私家车领域继续示范应用，下一步将在城市配送、短途旅游大巴领域进行试点应用。

　　当前，碳纤维车身与铝镁合金已经在汽车上得到应用。近期重点发展超高强度钢和先进高强度钢技术，实现高强钢在汽车应用比例达到50%以上；中期重点发展第三代汽车钢和铝合金技术，实现铝合金覆盖件和铝合金零部件的批量生产和产业化应用；远期重点发展镁合金和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实现碳纤维复合材料混合车身及碳纤维零部件的大范围应用。

　　充电快慢影响电动车使用者出行的规律。常规充电采用随车配备的便携式充电设备进行充电，可使用家用电源或专用的充电桩电源，充电电流较小，充电时间长。采用快充模式，实现安全与快速充电相平衡将是汽车充电方式的发展趋势。

　　续驶里程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发展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有利于延长续驶里程，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电动车续驶里程将更长，电池安全性、耐久性技术将迎来新的突破。

　　推广氢能汽车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大量制取廉价氢气的方法，传统的电解方法价格昂贵，且耗费其他资源，无法推广；氢气的安全储运问题；汽车所需的高性能、廉价的氢供给系统。随着储氢材料的研究进展，可以为氢能汽车开辟全新的途径。科学家最新研制的高效率氢燃料电池，减小了氢气损失和热量散失。我国已成功开发出氢能燃料电池汽车性能样车。

　　以电动汽车为储能终端的互联网、汽车物联网、信息互联网将会相互融合，车辆配套设施智能化技术将在新能源汽车上得到进一步应用。无线充电将对传统充电方式进行革新，其建设成本低，不受场地限制，辐射小，即停即充，无需人工拔插充电枪，汽车停靠期间即可自动充电，满足多种气候条件下的充电需要。

　　为进一步加快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整车开发，创建自主品牌，重点扶持做大做强；开发集成仿真技术平台，并形成纯电动汽车的关键技术研究体系；成立动力电池关键技术攻关团队，建立先进动力电池技术研发体系；成立驱动电机和整车控制系统联盟，构建关键零部件先进技术研发体系；出台人才引进激励政策，建立多方位的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体系。

　　在新能源汽车产品研发阶段，通过强大的金融扶持和优惠政策给企业产品研发提供有力的保障；在新能源汽车试运营阶段，通过减免税收和补贴政策加快构建新能源汽车市场体系；在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推广阶段，通过税收优惠和汽车信贷等金融政策扩大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实现高速发展和普及。通过建立投资融资体系，扩宽资金来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推广应用保驾护航。

　　不断提高国有品牌产品的竞争力，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心；加强对有效市场需求的分析，采取多样化的营销策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实现产品设计的创新性和多样性。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国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我国汽车产业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认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便于我们在新能源汽车产品研制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高国有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1] 邢敏. 中国实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及效果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 2015（6）：52-54.

　　美国现任总统人奥巴马和挑战者共和党人罗姆尼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已就多项政策纲领进行了辩论。两位候选人在能源问题上虽然都谈论到能源独立的可能性，但在实现路径上却大相径庭。具体而言，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和传统能源之争。

　　奥巴马主张加快利用新能源来实现能源独立，并发展朝阳产业，创造就业，这也与他2009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清洁能源计划一脉相承。不过当前新能源市场和产业发展并不理想，高度依赖政府补贴，缺乏自生能力，这使得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在美国引发了不少的质疑。

　　罗姆尼的能源主张重新燃起了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之争。罗姆尼强调要加大本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发和利用，不主张因应对气候变化而损害美国经济。从美国能源政策的历史沿革来看，罗姆尼的能源主张与奥巴马的前任——同为共和党人的小布什——的能源战略极为相似。

　　11月6日，美国将进行下届总统的选举。而从过去历任美国总统对国内能源战略和政策制度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来看，新总统的能源取向对未来美国甚至全球能源领域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奥巴马连任，则美国将继续推行现有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发展对象的各项政策措施；如果罗姆尼当选，则美国的能源政策将会有较大改变。无论谁最终获胜，中国公司都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准备，降低投资和经营风险。

　　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当选，以页岩气为代表的本土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主要还有页岩油、煤层气）都是美国能源发展的重点。非常规油气既可由常规油气供应商开发，符合罗姆尼回归本土传统能源的取向，也可归入“新”能源的领域，虽然不可再生，但同样有利于减排和减少美国对进口油气的依赖，符合奥巴马的偏好，这也可以从近几年美国页岩气大发展得以印证。

　　由于美国天然气价格在最近一直处于低位，天然气生产商利益受损。在保障天然气对本国供应的前提下，美国很可能会适度放开天然气出口。虽然这会导致美国气价上扬，但美国天然气价格加上美国西海岸到中国的运费，还是会大大低于亚洲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价。

　　另外，中国国内对页岩气开发抱有极高期望，但是受制于勘探开发技术尚不成熟，“十二五”期间仍以勘探为主，“十三五”期间可以实现一定规模的开发生产。

　　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非常规油气（页岩油气）开发，采取多种合作形式，如模仿中司股权投资美国页岩气开发公司，或并购专业技术服务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等，除在当地实现产品销售获取商业利益，还可争取运回中国扩大国内天然气供应，而且通过现场开发运营可以尽快掌握相关技术和生产组织管理，促成中国的页岩气开发热潮。

　　奥巴马赞成清洁能源标准、燃料经济标准、美国环境保护局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规定；罗姆尼即便主张使用本土煤炭资源，在国内外压力下也必须尽量减少污染和碳排放。由于煤的价格低，比常规油气的存储量大，因此，清洁煤技术既可减轻污染又可增大一次能源供应，减轻油气、尤其是石油的供应压力，符合两位候选人的需要。

　　GTL是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气，再合成生产油的技术。如果该技术获得更大突破和应用，将大大刺激天然气开发，对石油的替代作用尤为明显。目前国际上的GTL项目大多集中在卡塔尔，南非Sasol和壳牌公司是主要的两家GTL运营商。据剑桥能源等多家咨询公司估计，GTL产量到2015年将达到每天100万桶。市场潜力巨大。伍德-麦肯兹公司以为，下一个10年将有逾400亿美元投资于GTL领域。

　　清洁煤和GTL技术在中国同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中国公司可在科技创新方面加强对这些技术的研发，争取早日有所突破，并积极开展对外合作，抢占市场先机。

　　若奥巴马连任，将继续扶持国内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中国的相关设备出口企业将继续受到压制——例如当前欧美对中国太阳能设备出口商的和制裁。

　　若罗姆尼获胜，则会大幅减少对可再生能源的财政补贴，鼓励私人公司“自力更生”，至多会对技术研发有所支持。这对于过去享受美国相关补贴的中国设备供应商而言是利空大于利好。中国可再生能源设备供应商也不太容易再依赖中国政府的补贴（受WTO规则限制），而必须依靠自身实力在市场上竞争。如果缺乏技术优势，而仅靠削减成本，在利润空间狭小的情况下，中国公司并无多大竞争力。

　　近来石油价格的上涨牵动了全球经济的神经。1998年原油还曾经是10美元一桶，即使在2003年原油价格还稳定在25美元左右。但进入2011年以后，原油价格不断上扬，现在突破60美元一桶。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分析报告甚至认为，原油价格最终将超过100美元一桶。种种迹象表明，廉价石油的时代结束了。石油价格的上涨，除了投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之外，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导致对石油的需求持续提高，而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供应却日趋紧张。《石油的终结》这本书要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完美电竞，不仅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由于石油产能已经接近“巅峰”，石油供应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如果人类不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和生产方式，石油资源的枯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按照目前的速度，这一天的到来或许在本世纪就会出现。这就是“石油的终结”的线年中，石油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动力，可以说现代工业社会就是建立在石油能源的基础之上。今天，世界经济能源消耗的40％、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的90％是来自石油。石油资源的枯竭，将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不过，正如本书所指出的，石油的终结并不表示能源的终结。这是因为，石油只是能源的一种，而且成为人类主要的能源来源也只是这一百年来的事。全世界还有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储备完美电竞，足以再支撑人类的能源需求一百年以上。而人类使用能源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例如，1975年至2000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50％，但其“能源密集度”(即生产一美元GDP所需要的能源量)却降低了40％。此外，还有诸多新兴替代能源技术如风能、太阳能、氢能发展也很快，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取代石油成为人类可以依赖的动力来源。事实上，西方有些人对于能源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甚至有些过于乐观了。这些人十分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完全可以解决人类能源的一切问题。他们认为，能源的供给和需求同其他商品一样，受到价格机制的引导。如果石油价格过高，原来很多因为技术和成本原因无法开采的油田也将变得有利可图，石油公司受利润的驱使必然会加大开采力度，结果就是石油的供给必然上升。反过来，过高的油价会促使消费者以及下游产业寻找节能的方法和替代能源，其结果就是对石油需求的下降。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石油的价格因此也会自动调节。20世纪70年代石油禁运之后，就是80年代石油价格的暴跌。这就是上述观点最好的注释。因此在这些乐观派的眼中，技术进步迟早会使新型能源取代石油，石油价格的高涨无异于是自掘坟墓。他们很爱引用的一句话是：石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是因为人类没有石头了（而是因为人类发现了更好的工具），石油时代的结束也是如此。因此，乐观派对“石油的终结”与本书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过，我认为乐观派忽视了三个问题。一是不可再生资源终究是有限的，勘探和开采技术的提高只能推迟生产巅峰期的到来，并不能改变巅峰期存在这一事实。而且，按照本书的计算，石油的巅峰期可能很快就要到来，即使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因素。二是没有考虑到以碳氢化合物为基础的矿物燃料对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方面的负面影响，使得我们即使对有限的煤和石油资源也必须谨慎使用。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乐观派过于迷信通过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问题，而忽视了政府可以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我认为，政府干预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发挥作用。首先，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存在外部性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计算能源价格时没有考虑其不可再生性，以及对环境的破坏成本，因此普通消费者和企业往往只支付了能源的私人成本，而没有考虑其社会成本。其结果必然是定价偏低，消费和生产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出现了“失灵”。只有政府出面干预，使能源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才能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此外，能源的外部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已经走出国界演变成全球性问题，这时连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无能为力，何况私人企业和消费者，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才能解决。另外，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干预也可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私人企业和消费者，或出于短视、或出于自利，往往拒绝